我摸着口袋里装着几百美元、写满家信的航空信封，心里只有对未知世界的茫然。那时的上海，东方明珠塔才刚刚打下第一根地基，浦东还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农田。我们这代人，带着一双渴望看看世界的眼睛，和一腔笨拙的孤勇，就这样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国际航班。
4.
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停留在这，我发了狠提前完成工作，找了当地接待人员把所有开会压在一个礼拜内，我知道这样做回去又要被头顶上那位无死角骂了。
一个礼拜的发狠，换来了三个礼拜的自由。同行的老前辈们拿着美金津贴忙着去维也纳代购皮衣，我哪儿都没去，每天换上那双擦得鋥亮的黑皮鞋，二十点四十四分，雷打不动地守在三重桥的第二座拱桥上。
第三天，你真的来了。你没穿那件褪色的驼色大衣，换了一身剪裁俐落的靛蓝色洋装，手里没抱乐谱，只带了一小袋刚烤好的布蕾德奶油蛋糕。
「安娜。」
……
我们在卢比亚尼察河畔无所事事地晃荡，我的英语破得像漏风的风琴，只能一个单字一个单字地往外蹦：
「.......」你听了咯咯直笑，用带着德语弹舌音的英语，指着远处山丘上的城堡叫我「」。
你带我去看你的母校。在音乐学院那间有着巨大落地窗的练琴室里你说要给我弹一首歌，当初的我没有听出你藏在里面的结婚进行曲，我的心思全在你身上了。我站在一旁，手心捏着汗，偷偷用那台相机按下了快门。
喀嚓，完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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