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个过程中，苏咏霖感觉到了治国理政还真的不能全靠理想，必备的学识真的少不了。
这些关乎国家运转、一亿八千万人生计的事情，还真不能任由一个普通人来做决断。
他感到自己在民众代表会议之前举行一个中央代表会议是有必要的，这至少能把民众代表会议的议程给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，而不会让议程飘到某个完全无法设想的奇怪角落里去。
与其同时，他也感到教化民众开启民智的路途还是任重而道远的，这次会议要是没有自己带领一群国家精英把控方向，根本不敢去想局面会歪到什么地方去。
他很想把权力交给民众，很想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，但是一般民众显然没有这个素质能够承担起一亿八千万人的未来。
这份责任太沉重，这份权力也太庞大，一般人根本把握不住。
尽管这些民众代表已经是大明现阶段产业工人、农民和士兵等基层劳动群体当中的佼佼者了。
实际上，他们也是平民中的精英。
他们或者工作努力，或者认真勤劳，或者想到了特别的方法帮助大家增加生产量、降低能耗，他们很聪明，他们有着能让群众信服的能力和名望，已然不同于一般群众。
尽管如此，他们现阶段的素质也并不能承担起国家最高权力决策机构的重任，所以需要长达两个月左右的突击学习才能勉强跟得上大会的进度，能够初步理解这场大会的意义和大会的内容。
而这其中并不能缺少了苏咏霖的引领和主导。
所以本质上来说，这一次的民众代表大会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超脱于时代，依然是苏咏霖凭借威望把持着最高权力来推动的特殊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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